它伏在笼角，金褐的眸子映着斜阳，像两簇将熄的炭火，这是一只鹰，祖父年轻时从山崖上请下来的，它栖居在这方丈的樊笼里，每日享用着定时投喂的精肉，羽翼虽仍丰腴，却已没了那份击破长天的锐气，我看着它，它偶尔也瞟我一眼，那目光里没有敌意，也没有亲昵，只有一种沉沉的、认了命的倦，它早已不是当年那个令狐兔胆寒的山野之王，倒更像一只被豢养得过久、忘了本性的奇特家禽，这念头一生，心里便是一惊：究竟从何时起，这“家禽”与“野兽”的界线，在我们的手里，变得如此模糊了？ 我们人类，似乎天生就有一种将“野兽”变为“家禽”的冲动，这冲动，深植于文明的根部，我们的先祖，筚路蓝缕，在充满敌意的自然中挣扎求存，那些真正的野兽——虎啸于林，狼嗥于月——代表着不可控的、狂暴的毁灭性力量，它们是“荒野”的化身，是“秩序”的对立面，筑城以御之，焚林以驱之，驯化以用之，我们将温顺的鸡鸭牛羊圈养成“家禽”，便是在我们熟悉的疆域里，建立起一份确定的安全感，这不仅是食物的保障，更是一种精神的划界：栅栏之内，是人的世界，是温饱、秩序与理性；栅栏之外，才是野兽的世界，是饥饿、混乱与本能。 吊诡的是，我们在心底，又为那被驱逐的“野兽”保留着一份隐秘的敬畏与向往，那是一种原始的生命力，一种不屈从于任何枷锁的自由灵魂，我们赞颂孤狼的桀骜，仰慕雄鹰的孤高，在神话与史诗里，它们往往是力量与尊严的象征，这份矛盾，便造就了我们更为复杂的欲望：我们不仅要征服野兽的肉体，更要驯服它的灵魂，我们要它活着，却要它按我们的方式活；我们要它威猛，却要这威猛为我们展示；我们要它保留一丝野性的美，却必须剪去其伤人的利爪，鹰成了笼中的观物，虎成了园里的景致，我们以为征服了它们，却不知在这驯化的过程中，我们也为自己打造着另一重无形的牢笼。 这牢笼，便是“生活”本身，我们又何尝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“被驯化者”？少年时，谁不曾梦想着纵马天涯，去追逐地平线外的风？那股生猛的、想要探索一切、冲破一切的劲头，不就是我们心中的“野兽”么？可渐渐地，社会的规训、生活的重压、人际的纠葛，如同一条条无形的锁链，将我们牵引向一个既定的轨道，我们寻求一份稳定的职业，一个安稳的家庭，一套安身立命的法则，我们学会了收敛锋芒，学会了权衡利弊，学会了在格子间与房贷中安顿此生，我们终于也成了被规训的“家禽”，在属于自己的舒适圈里，啄食着安全感，却也失却了那声震动山野的长啸。 笼中的鹰忽然动了动，将一只脚缩进腹下的绒毛里，这个带着些许瑟缩的动作，竟有几分像院子里那只怕冷的母鸡，我忽然感到一种莫名的悲悯，为它，也为我们，我们以文明之名，将荒野逼至角落，将野兽圈养成家禽,最终却也驯服了自己灵魂里那片本该广袤无垠的旷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