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们似乎正身处一个“萎靡不振”的时代，这种萎靡，并非个体偶然的疲惫，而是一种弥漫于社会肌理之中的集体性精神困顿，它像一层挥之不去的薄雾，笼罩在个人前程与公共领域之上，而其根源，恰恰可以在“左”、“右”与“中国特色”所构成的复杂思想光谱——“左右中特”——的困境中找到答案。

“左”与“右”的式微与精神能量的耗散

传统的“左”与“右”政治坐标，曾为我们提供了理解世界、改造社会的清晰蓝图与澎湃动力。“左”翼理想高举公平正义的旗帜，承诺一个通过集体行动克服资本主义弊病的未来，它曾激荡起无数人为崇高事业而奋斗的牺牲精神。“右”翼思想则强调自由、个体与市场，相信通过个人奋斗与制度创新能够释放无穷的潜力，它也曾是驱动社会创造财富、追求卓越的强大引擎。

在全球化的今天,这两种叙事都不同程度地陷入了疲软与失效。“左”的理想在现实层面遭遇了计划经济的挫败、福利国家的困境以及身份政治的碎片化，其宏大的解放叙事在日益复杂的社会现实面前显得空洞而乏力，难以再凝聚起普遍性的激情。“右”的信念则在2008年金融危机、日益加剧的贫富分化以及生态危机面前显露出其冷酷与短视的一面，那种“涓滴效应”的神话已然破灭，纯粹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失去了往日的道德感召力，左右之争，在许多场合下演变为标签化的相互攻讦和意识形态的“内卷”，不再能提供令人信服的前进方向，其内在的精神能量由此耗散，这是思想层面的“萎靡”。

“中特”的实践困境与价值迷茫

在“左”与“右”的经典框架之外，“中国特色”的道路探索，在取得举世瞩目物质成就的同时，也面临着独特的精神挑战，它以惊人的效率推动了经济发展和国家崛起，证明了不同于西方模式的现代化路径的可能性，但另一方面，在精神价值体系的构建上，似乎尚未完成一次深刻的、能够引领人心的整合，当经济增长的“硬道理”成为压倒性的目标时，工具理性往往凌驾于价值理性之上，社会弥漫着一种强烈的实用主义乃至功利主义氛围，人生的成功被简化为财富与地位的积累，公共关怀与超越性的精神追求则被边缘化。

这种“价值真空”导致了一种深层的迷茫，旧的信仰体系已然松动，新的、具有广泛共鸣和感召力的价值共识仍在艰难的孕育之中，人们被裹挟在现代化的洪流里，忙碌而焦虑，却常常感到意义的失落，物质的丰裕并未自动带来精神的丰盈，反而可能在对比中加深了空虚感，这种在宏大叙事与个体安顿之间的断裂，是“中特”语境下“萎靡”的社会心理根源，我们似乎知道如何奔跑，却不太确定奔跑的方向与终极意义。

告别萎靡：在十字路口的重建与超越

当下的“萎靡不振”，是“左右”思想资源的疲软与“中特”价值探索的阶段性困境共同作用的结果，它既是思想的困局，也是精神的症候，要摆脱这种萎靡状态，绝非靠简单的励志或怀旧所能达成，它要求我们直面这个十字路口的复杂性。

必须超越“左”与“右”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，进行创造性的思想综合，我们需要汲取左翼对公平、正义与共同体价值的坚守，同时尊重右翼对自由、创新与个体权利的强调，在看似对立的诉求间寻找辩证的统一，这要求公共讨论从立场宣示回归到问题本身，致力于寻求务实的、能够增进人民福祉的解决方案。

在“中国特色”的持续探索中，必须将精神文化的重建提升到与经济建设同等重要的战略高度，这需要社会培育一种植根于传统、直面于当下、着眼于未来的新人文精神，它应能包容个体的多样性追求，又能重塑社会的凝聚力；它应能肯定世俗奋斗的价值，又能为人生提供超越物质的崇高意义，这个过程需要文化、教育、艺术等各领域的长期耕耘，而非短期功利的操作。

归根结底,告别“萎靡不振”，意味着要开启一场深刻的社会精神革新，它要求我们从“左右中特”的僵化理解与路径依赖中解放出来，勇敢地在一片看似无路的地带开辟新途，当思想的活力被重新激发，当个体的生命与一个清晰、可敬且充满希望的共同未来紧密相连时，弥漫于时代的薄雾方能散去，我们才能在时代的十字路口，重拾那份坚定、从容与昂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