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枚泛黄的信封,正面是端正的墨字，写着收信人的名址，背面是朱红的火漆封缄，早已干硬开裂，它轻飘飘的，却又沉甸甸的，仿佛将一整个时代的呼吸与脉动，都压缩在了这方寸之间的褶皱里。

细看这信封,颇有濠江特色，它的纸质并非上乘，带着些许粗粝感，是那个年代澳门本地作坊的寻常出品，左上角有一枚小小的商标浮水印，图案依稀是帆船与海浪，这是当年“昌记纸行”的印记，一家早已湮没在历史尘埃里的老铺，邮票是经典的“澳门皇冠”系列，面值五毫，图案是简笔勾勒的东望洋灯塔，邮戳的字迹已有些晕染，但日期仍可辨认——“1963年11月”，那是个风云激荡的年代，内地正经历着特殊的时期，毗邻的香港在腾飞前夜，而澳门，依旧维持着它那混杂着南欧慵懒与岭南市井的独特步调。

我试图想象这封信的旅程,它或许是从下环街的一间唐楼里投递的，寄信人可能是一位在绸缎庄做账房的先生，收信人则是漂泊在南洋——或许是在新加坡石叻坡做苦力的同乡，信的内容，大抵是报平安，絮叨些家长里短，米价几多，房租几何，或是转述一两句从“澳门绿村电台”听来的遥远故国的模糊消息，那墨迹里，藏着书写者下笔时的斟酌与叹息；信封上些许油渍，或许是傍晚灯下封缙时，不小心滴落的灯油，旁边可能还沾着一点茶楼的点心屑，这薄薄的信封，承载的不仅是几张信纸，更是一个漂泊海外的生命与故土家园之间最坚韧的连结，是那个信息闭塞年代里，最珍贵的情感渡船。

这枚信封,也是一页微缩的地方志，它的样式、用纸、邮戳的形制，无不打着深刻的时代与地域烙印，它诞生于葡萄牙管治时期，却流通在以华人社群为主的社会肌体之中，从它身上，可以窥见当时澳门的邮政系统如何运作，民间通信的习惯如何，甚至能推测出当时的经济状况与物价水平，它比任何官修史书都更真实，更具体，它不说话，却道尽了一切。

我将这枚澳门信封轻轻放回木匣,它静静地躺着，像一个安详的句点，结束了一段我无从知晓的往事，窗外，是霓虹闪烁、车水马龙的现代澳门，世界的讯息正以光速在云端交织奔流，而这枚小小的信封，却固执地守护着一个依靠纸笔、舟车与漫长等待的旧梦，它提醒着我们，在一切皆可速朽、转瞬即被遗忘的时代，曾有人如此庄重地对待别离与思念，曾有一种抵达，需要如此耐心的期盼，那信封里封存的，是一段慢时光的骸骨，是一个时代的无言墓志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