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“相入非非”的境界，说来玄妙，其实倒也寻常，它并非教人离群索居，去做那餐风饮露的神仙，而是要人在碌碌红尘里，觅得一处心安理得的所在，昔年陶渊明有诗云：“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，问君何能尔？心远地自偏。”这“心远”二字，便是那“入非非”的关窍了，身虽在柴米油盐的“人境”，心却可游于天云野鹤的“非非”之域，那扰攘的车马声，并非真的消失，只是在我心湖之中，再也激不起焦躁的涟漪罢了，这般境界，不是逃避，而是一种更深沉的安住；非是目无所见，而是见若未见，听若不闻，心体湛然，无所挂碍。 这般“相入”的功夫，若要寻根溯源，怕是绕不开佛家的智慧，佛经中常言“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”，这色与空，看似对立，实则相即相入，圆融无碍，我们眼中坚实无比的“相”，究其本质，不过是因缘和合而生，缘散则灭，并无独立不变的自性，若能参透这一层，便知这森罗万象，虽历历在目，却如镜中花、水中月，虽有形影，了无实质，执着之心自然淡去，苏东坡一生坎坷，屡遭贬谪，然而他晚年渡海北归时说：“浩然天地间，惟我独也正。”这分在惊涛骇浪中犹能保持的“正”，正是因他悟得了“庐山烟雨浙江潮”的至理，看破了荣辱悲欢的“相”，故能身陷囹圄而心游太虚，将苦难的“实在”与心境的“非非”相入无间，成就了一段风流旷达的千古传奇。 耽于“非非”之境，若忘了脚下“实在”的土地，却也容易流入空疏与虚妄，六朝时，士大夫崇尚清谈，一开口便是“之乎者也”，论道说玄，飘然有凌云之志，他们确是“入”了“非非”，却未能“相入”那真实的人间，国家危难，民生凋敝，这些“高雅”的名士们却束手无策，甚至不屑一顾，这便如人悬在半空，上不着天，下不挨地，终成无根的飘萍，晚唐诗人杜牧，在《阿房宫赋》中慨叹：“秦人不暇自哀，而后人哀之；后人哀之而不鉴之，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。”这沉痛的循环，何尝不是因为后人只将历史当作一场可资谈助的“虚相”，而未能将其教训“相入”到自身与家国的“实在”之中呢？ 故而，真正的“相入非非”，乃是一种活泼泼的、充满人间烟火气的智慧，它要求我们，一只脚稳稳地踏在现实的土地上，感受其厚重与坎坷；另一只脚，却可以轻盈地迈入精神的云端，领略其高远与自由，这并非精神分裂，而是一种生命高度的拓展与深度的开掘，譬如一个画师，他既要深谙笔墨纸砚的特性，又要能超脱于物象之外，捕捉那不可言说的神韵与意境，他的手腕在“实在”的绢素上挥洒，他的心却早已在“非非”的艺境中翱翔，最终成就的，既是可触可感的画作，又是韵味无穷的灵境。 人生在世，若能修得这“相入非非”的功夫，便如行于市井而怀揣林泉之心，居于斗室而能神交千古，眼前的得失，固然要经心，却不至萦怀；远方的理想，固然要追求，却不至成妄，在“有”中体会“空”，在“忙”中安顿“闲”，在“动”中持守“静”，方能在滔滔浊世里，为自己开辟一方清净的桃源，做一个既不脱离现实，又不为现实所缚的,自在而清明的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