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绝大多数汉语诗歌地图上，“澳门”往往是一个被括号轻轻包裹的注脚，或是一抹被“中西交融”的旅游修辞所晕染的模糊水彩，当“另澳门”与“先锋诗”这两个词猝然碰撞时，一种迥异的文学地理便从历史的夹层与语言的裂隙中浮现出来，这并非对那座实存之城的简单复写，而是一场以词语为砖石，在帝国残影、殖民记忆与全球化涡流之上，进行的惊心动魄的“边境建造”。

“另澳门”之“另”，首先是一种清醒的离散，它主动疏离于那种将澳门本质化为“葡萄牙遗韵”或“赌城繁华”的刻奇叙事，先锋诗人们笔下的“澳门”，不再是明信片上的大三巴，而是化身为“一艘从未靠岸的船的，锈蚀的龙骨”，或是“被两种语言轮流租借的，潮湿的暗房”，这种书写，如诗人凌谷（贺绫声）所示，是一种对历史“平滑叙事”的拒斥，它挖掘填海造地之下被掩埋的蚝壳，聆听教堂钟声里混杂的妈祖庙檐角风铃，在葡式碎石路面上辨认出岭南青砖的破碎纹理，这里的“先锋性”，首先体现为一种历史意识的考古学，将线性时间击碎，让过去与现在、此地与彼岸的碎片在诗行中形成充满张力的蒙太奇。

进而，“另澳门”是一种语言的边境实验，澳门日常的“土生葡语”、粤语、文言遗绪与现代汉语的杂糅，本身就是一个沸腾的语言实验室，先锋诗人并非简单地陈列这种多元，而是将其推向危险的临界点，他们让葡文词汇像“陌生的水手”闯入汉语句式，造成语法上的颠簸与意义的风暴；他们驱使粤方言的生动韵律，去撞击书面语的庄重堤岸，在袁绍珊的诗中，语言常如“镜海”的波纹，“在汉语的镜面投下葡语的石子，涟漪的裂缝里，游动着英语的银鱼”，这种有意的“不纯”，这种对语言“家园感”的拆解，正是为了建构一个更真实的、在夹缝中呼吸的精神故乡，它宣告：澳门的身份，不是在某种单一语言中凝固的，而是在多语种的摩擦、翻译与误译中,持续生成的。

更深层的“另”，在于其空间政治的敏锐感知，澳门作为微观的“跨域”实体，其城市肌理——从主权移交的“莲花”意象，到博彩资本塑造的、光怪陆离的“亚洲拉斯维加斯”幻象——充满了权力的编码，先锋诗歌在此化身为一种空间诗学与政治无意识的解码器，它书写“赌场金光的瀑布下，兑换筹码的，那些影子的汇率”；它凝视“关闸”这个物理与象征的双重边界，如何“在证件盖章的轻响里，丈量身体的自由”，这类诗歌，如苇鸣（李观鼎）某些尖锐的作品，往往将消费主义的奇观与历史的隐痛并置，让盛世狂欢的广场之下，传来昔日难民船舱底的阵阵回响，它揭示的，是一个在全球化资本与地缘政治中，不断被定义、被规训、也被自身欲望所投射的“澳门”。

“另澳门先锋诗”的本质，是一种“在边境上的写作”，这个边境，是时间的、语言的、文化的，更是政治的，它拒绝被任何现成的中心（无论是文化的中华中心，还是历史的欧洲中心）所收编，也警惕被任何单一的本地主义所禁锢，它的姿态是游牧的，它的视野是离散的，它的方法则是重构的，它用诗歌的精密装置，将澳门这个“小地方”转化为观察后殖民境遇、全球化症候与人类精神漂泊的“大透镜”。

这些诗篇或许并未给出一个稳固的“澳门是什么”的答案，相反，它们通过持续的追问、裂变与创造，将澳门变成了一个动词，一种思考与感知世界的方式，在词语的边境线上，“另澳门先锋诗”建造的，不是一个有围墙的城堡，而是一座通向未知海域的灯塔，以其不确定的、闪烁的光芒，重新测绘着我们时代的文学与精神坐标，它提醒我们，真正的先锋，或许正是那种敢于在一切既定范畴的边缘，包括“澳门”与“诗”本身的边缘,勇敢栖居并发出自己独特频率的书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