鸡舍的门在黎明前吱呀作响,祖母佝偻的身影没入那片熟悉的嘈杂与温热，片刻后，她枯瘦的手捧出一枚微温的蛋，蛋壳上还粘着一丝血痕与绒毛，她将蛋凑到昏黄的灯下，眯眼端详，仿佛那不是食物，而是一封刚刚抵达、尚未拆阅的密信，许多年后，当我读到《诗经》里“鸡栖于埘，日之夕矣”的句子，那幅图景猛然撞入心头——原来我们与家禽的契约，早已在三千年前的暮色里悄然签订，我们驯服了它们的形骸，将它们纳入屋檐之下、篱笆之内，用稳定的蛋与肉，换取我们文明的温饱与晨昏的刻度，它们成了我们时间的一部分，生活的一部分，甚至，记忆的一部分。 驯服的背面，始终徘徊着一个未被驯服的幽灵，这幽灵，我们称之为“野兽”，它不在埘，不在桀，它在“深林人不知”的明月里长啸，在“风雪夜归”的苍茫中留下孤绝的爪痕，它是《逍遥游》里那只“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”的巨鹏，是柳宗元笔下“叫嚣乎东西，隳突乎南北”的猛虎，在我们的文化血脉中，野兽是蛮荒的象征，是未知的恐惧，却也是自由最原始、最暴烈的图腾，它提醒着我们，在井然有序的“家”之外，还存在一个广阔、野性、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“世界”，家禽满足了我们的胃与安定，野兽却叩问着我们的魂与边疆。 有趣的是，这泾渭分明的界限，在心灵深处却时常模糊、倒转，那只在庭院中踱步、为我们司晨的公鸡，在某个暴风雨将至的午后，突然引颈发出一声穿透铜锣的、近乎凄厉的长鸣，你会在一瞬间怔住，仿佛看见它褪去锦毛，显露出某种属于原鸡的、林野的峥嵘，而被我们锁在故事里、铁笼中或图腾上的野兽，又何尝不曾温顺地走进过我们的梦？《聊斋》里那些化为美人的狐，报恩衔环的虎，它们身上“人性”的光辉，恰恰映照出我们对野性另一种形式的渴望与驯化——我们在精神上，试图将它们“家禽化”。 这矛盾的撕扯，或许正根植于人类自身的双重性，我们创造文明，筑起围墙，驯化万物，本质上是在打造一个巨大的、安全的“家禽舍”，我们渴望秩序，恐惧失控，但我们的灵魂深处，又残留着对荒野的乡愁，对那种未被规训的、蓬勃生命力的隐秘向往，我们欣赏野兽，哪怕是在笼前或纸上，是因为我们在它们身上，认出了那个被自己深深压抑、却又未曾完全死去的“本我”，家禽，是我们生存的“现实”；野兽，是我们精神的“寓言”。 最惊心动魄的戏剧，往往发生在边界，当贾宝玉脱下华服，于大雪茫茫中披一领猩红斗篷，被一僧一道挟持着飘然离去，那是精致的“家禽”生活，向着白茫茫“野兽”般真谛的彻底叛逃，而当“野兽”试图踏入我们的领地，如《白鲸》里莫比·迪克那恐怖的白色身影冲向佩阔德号，带来的则是秩序世界的崩塌与毁灭，我们既需要鸡舍的温暖与安稳，来定义何为“家”；也需要凝望深渊的战栗与想象，来确认自己还是活生生的、会恐惧也会渴望的“人”。 祖母去世后，老屋的鸡舍空了，最后一次回去，我看见一只羽毛凌乱的母鸡，蹲在残破的篱笆上，静静望着远处沉入暮霭的群山，那一刻，它不像家禽，也不像野兽，它像一个悬置于两种命运之间的、沉默的寓言，我们何尝不是如此？我们毕生都在屋檐与荒野之间，在驯服与野性之间，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、危险的平衡，或许，真正的文明，不在于彻底消灭野兽，而在于能在心底，为那一声遥远的、不羁的长啸，留出一片回响的旷野，那旷野，是我们留给自己的，最后的、也是最初的边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