黄昏的篮球场，水泥地还蒸腾着白日的余温，我站在三分线外，汗珠顺着眉骨滑进眼睛，刺痛，记分牌上，“78：79”的数字像烧红的铁，最后五秒，整个世界坍缩成篮筐与我之间六点七五米的真空——我必须投出这一球。

这场景在往后二十年反复入梦，但梦的尽头，总接续着更早的画面：同一个球场，夏日午后，蝉声如雨，没有比分，没有计时器，只有一群少年追逐着一个磨脱了皮的篮球，胡乱喊叫，笑骂声撞在斑驳的篮板上，那时投篮，手臂扬起像抛开一只飞鸟，球进或不进，都只溅起一阵更响的喧哗，旋即被热风吹散，那种投掷，没有“绝杀”的命名，它只是无忧无虑本身，是时间无限丰裕时,一种纯粹的挥霍。

所谓“绝杀”,杀的究竟是什么？

杀死的，首先是时间那绵延的“段”，无忧无虑的本质，在于时间的未分化，童年的下午是一个整体，像一整块蜜糖，吮吸不完，而“绝杀”将时间切割成精确的、有目的的段落：最后一节、最后五分钟、最后五秒，它用倒计时的滴答声，为时间赋予了方向、重量与锋利的边缘，当我们开始为某个“段落”的终结而战，无忧无虑便如退潮般，从我们指缝间溜走了，那个必须投进的球，是一把标尺，冷酷地丈量出我们从“拥有时光”到“被时光驱逐”的距离。

杀死的，更是状态上的“无忧”，无忧是一种背景音，是生命默认的、不被察觉的底色，它不需要“无虑”来证明，因为它根本意识不到“虑”的存在，而“绝杀”时刻，忧虑成了唯一的聚光灯，肌肉的每一丝颤抖，心跳的每一次重击，呼吸的每一口滞涩，都被这灯光放大、检视，球出手的弧线，承载的不再是游戏的欢愉，而是成败、荣辱、集体期待与自我证明的全部重量，那一记投掷，从此成为生命中一个尖锐的坐标，将人生清晰地划分为“之前”与“之后”，之前，快乐是自然流淌的河；之后，快乐成了需要去攻克、去“绝杀”才能赢取的奖杯。

我们一生，或许都在执行一场漫长的、针对无忧无虑的“绝杀”，从第一次为考试倒数，到为项目截止日冲刺；从在车站告别时强忍的泪水，到在病床前无声的握紧，每一个被期限和意义所标记的重要时刻，都是一次漂亮的“出手”，我们因此赢得成长、责任与深刻的体验，却也一次次，将那片原初的、无目的的晴空,封存在记忆的彼岸。

球终究进了，欢呼声海啸般涌来，将我淹没，我被抛起，在无数手臂的浪潮上，看见夕阳正沉入远山的锯齿，那一刻的狂喜，如此真实,如此沉重。

很多年后，我才读懂那记绝杀真正的代价：它用一声终场哨响，为我换来了整个世界，也永远地，关上了那扇通往无忧无虑的门，往后的所有胜利，都成了对一场早已消逝的、永不终结的夏日午后的,苍白悼念。